试论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王明水
时间:2024-06-30 18:57:25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925
试论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
——对一起显名出资人与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纠纷的的探析
案情
2002年12月，某镇自来水厂因经营不善，准备将经营权与资产对外公开竞卖，岑某、周某、王某、葛某等十二人同为某镇自来水厂职工，岑某和周某为了避免在自来水厂出售后下岗，便由他俩作为发起人，动员本厂职工出资购买，经议定每人不得少于5万元出资，多出资不限，只有出资购股者才可在竞买成功后组建的有限公司上班。王某因家中经济困难，无钱出资，但又不想失去工作，因葛某与王某是亲戚，经周某协调，达成了除葛某自身出资5万元外，另以王某名义出资5万元，王某替葛某打工的口头协议。次日，葛某将10万元入股资金交给了岑某，并由岑某向葛某出具收据两张，一张写的是葛某的名字，另一张写的是王某的名字，收条一直由葛某保管。之后，岑某、周某等人出面竞买自来水厂成功，岑某、周某等五人被推举为董事会成员，岑某被董事会聘任为经理，周某为会计，并由周某到工商部门办理了某镇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王某在工商登记材料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记载为股东，登记股份为5万元。由于王某名下的5万元股份是葛某出资，又事先约定王某只是替葛某打工，自来水公司的其他股东均认为葛某才是王某名下股份的真正出资人，收益权和表决权实际由葛某行使，王某也曾向公司表示了收益权和公司重大事项的表决权由葛某行使的态度。由于岑某、周某等经营管理得当，自来水公司效益佳，各股东从2003年6月5日至2005年4月15日取得股本收益若干万元，其中王某名下的股本收益为50045元，均由葛某领取。王某见自来水公司投资回报快，风险小，便于2005年8月向自来水公司提出了自己是股东，应是股本的收益人，要求自来水公司将葛某领取的收益款追回发给自己，在遭拒绝后，便将葛某作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葛某返还不当得利50045元。
分歧
本案在审理中过程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王某是工商登记中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章程和股东名册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最基本的依据，故应认定王某为某镇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王某应享有股东的权利，葛某所领取的50045元属不当得利，应返还给王某。第二种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首先应出资，股东出资是公司资本构成的基础，出资是通常情况下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本案中葛某是实际的出资人，又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应按真义主义原则认定葛某是王某名下股份的股东，所领取的50045元不属于不当得利，是自己在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所投股份的正当合法收益，应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评析如下：
一、关于隐名出资人的涵义
隐名出资是一方依据书面或口头约定将资产交由他方与他人组成有限责任公司，但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他方的姓名或名称，而实际出资人则不记入章程。在隐名出资中，虽没有出资但在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其姓名或名称的人为显名股东；虽然实际上出资，但未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姓名或名称的人，为隐名出资人。
隐名出资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隐名出资人实际上出资，但未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予以记载；第二，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的显名出资人，实际上并未出资；第三，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之间存在投资合约关系，合约的形式可能是书面的，也可能是口头的；第四， 一般来说，隐名出资人一般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而是通过显名股东在公司中行使股东的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并通过与显名股东的约定，间接分享公司的盈余和分担公司的亏损。
从本案来说，王某与葛某即是显明投资人与隐名投资人关系。王某虽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为股东，但实际未出资，是显明出资人，葛某顾及王某的上班问题，按照“葛某出资，王某替其打工”的事先约定以王某名义出资5万元，是隐名出资人。
二、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一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出资并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由以下几个方面的主体构成：第一，凡是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第二，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人；第三，公司增资时的新股东。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概念与认定的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一般来说，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可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出资证明、实际出资及工商登记机关的登记等几方面进行把握：
1、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的最基本条件和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确立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文件，是公司实行内部管理和对外进行经济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公司成立、存续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因此，章程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最重要标准。一般情况下，在公司章程中记载或签署的人即可取得股东资格。有限责任公司备置的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是公司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且具有公示的效力，因此，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享有股东资格。
2、出资证明。出资证明，是公司成立后以公司名义向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一般情况下，合法持有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证明书的，即有该公司的股东资格。
3、实际出资。出资是股东最基本的义务，公司的资本由股东出资构成，股东出资对公司成立、存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们往往特别看重对公司的出资，并把出资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条件。
4、工商登记机关的注册记载。工商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性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的规定，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是公司登记的事项之一。一般来说，只要登记机关有相关姓名或名称记载的，即应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
根据上述原则，在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时，隐名出资人一般情况下是不具备股东资格的。
三、特殊情况下，隐名出资人可以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一般情况下，隐名出资人不具有股东资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认定显名出资人为股东。例如，某甲为实际出资，章程记载某乙为公司的股东，但在公司成立后的存续期间，某甲一直认为其就是股东，并行使了股东权利，而且其他股东也将其视为股东。某乙虽知其为章程记载的股东，但没有行使股东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机械地认定某乙为公司股东，显然不妥。那么，在特殊情况下如何把握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属性呢？笔者认为，具备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
第一、隐名出资人与显明出资人存在着合约，即显名出资人和隐名出资人存在挂名出资之约定之事实。尽管这种合约属于民法调整的私人契约，但对公司内部应产生约束力，民事法律行为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意思表示有外部行为表示和内部行为意思构成，当外部表示与内部意思不一致时，则要以“真意主义”来考量。
第二，公司其他股东（大部分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且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认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明示，即通过股东会决议等形式作出；另一个是默示，即明知对公司出资的不是显名出资人而是隐名出资人，在隐名出资人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时不反对。
第三，隐名出资人行使了股东权利。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中获得利益和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隐名出资人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是以股东身份行使的。
本案中的王某与葛某存在着“葛某出资，王某替其打工”之约定，且王某名下的股东权一直由葛某行使，某镇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股东都知道王某与葛某之间的约定，对葛某同时行使王某名下股份的股东权一直予以认可，因此，本案葛某具有股东资格。
至于王某是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的股东问题，因我国民法通则和公司法并未规定出资人的姓名和名称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必须的明示条件，故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公司设立登记具有创设公司法人资格的功能，但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因而是宣示性登记。司法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采用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办法审查
四、关于应否确立隐名股东制度的思考
1、现行法律缺失对隐名股东的规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明确的条文对隐名股东进行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隐名股东大量存在，且近年来因隐名股东引起的股权收益纠纷不断增长，逐渐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关注。
2、最高司法机关对解决显名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股权纠纷的倾向性意见
由于在实际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隐名股东大量存在。且近年来因隐名股东引起的股权收益纠纷不断增长，为了指导处理因此而引起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公布了《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第19条第一、二款作了相关规定。从第19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尽管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有关于出资、经营及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但履行过程中，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承担相关的义务，并为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所知，在股权确认之诉中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第19条第2款遵循了真义主意来解决股东的资格问题，从该款的规定来看，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承担风险，实际出资人主张名义出资人转交股息和其他股份财产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从《征求意见稿》第19条的规定我们能挖掘出最高司法机关对隐名股东制度的倾向性意见。
3、隐名股东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在我国有必要确立隐名股东制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一方面是隐名出资形式已在我国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正是由于立法中没有规定，客观上又需要法律进行调节，显现出现行法律的缺失，故最高人民法院预用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规定。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生产，解决经营者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再次，法律所确立的隐名股东制度本身应为合法的行为，规避公司法律的隐名投资的非法行为，并非隐名股东制度的内涵，同时也为民事法律、行政法等相关法律所排斥。
安徽明和律师事务所 王明水
电话：0563—7022164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人权、平等、发展日渐重视，婚内侵权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而通常情况下，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害，侵权人即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基于民事主体的相互独立性，侵权人并不因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夫妻一体的观念正在被打破，婚姻存续期间夫妻间的侵权，侵权人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在现代社会，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人均具有独立的主体性，这并不受婚姻关系的影响。侵权行为事实成立，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一个主要方面，而夫妻间出现矛盾和纠纷是正常现象。保护夫妻一方权益，制止婚内侵权，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当今的中国社会，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在离异者中，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从中国古代到当今社会，婚内侵权已屡见不鲜，当这种婚内侵权行为不再被公众所漠视时，受侵害方却无法从我国婚姻法中获得救济。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婚内赔偿无异于把应赔偿的财产“从左手转到右手”，仅有象征意义。笔者认为，立法者不能因为存在现实障碍就忽视此类事件，而应积极作出回应。婚内侵权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构建婚内侵权制度已迫在眉睫。我国应逐步化解目前存在的种种障碍，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构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一）对请求事由的范围规定过窄
从我国婚姻家庭的现状看，婚内侵权行为时常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居于优势地位的或者深受封建夫权思想影响的配偶，往往无视对方的人格尊严而从事重婚、“包二奶”，弱势配偶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严重违法行为。这些行为侵犯了配偶的人身权，使受害配偶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败坏了社会风气。据不完全统计,现实生活中夫妻间暴力侵权情况较为普遍, 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侵权的形势也开始呈现多样化,“冷暴力”、“精神虐待”等侵权行为也日益增多。笔者曾在基层法院实习过一段时间，其间接触最多的就是离婚案件，离婚案件的日趋增多，这是否跟婚内侵权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救济有关呢？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和司法解释都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却未过多涉及，仅以离婚作为夫妻间侵权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而现阶段婚内侵权行为的大量出现，显示出实践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需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其适用条件和范围都比较窄。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受害方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并不愿意离婚，仅仅只是想得到救助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规定的不足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若干解释（一）》第29条“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婚姻法将离婚作为夫妻间侵权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但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其适用条件和范围都比较窄。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受害方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并不愿意靠离婚解决问题。我国关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少之又少，仅仅有《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中规定“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运用此条来保护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却很少，且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国外应对婚内侵权损害案件主要包括： (1)美国自1884年起，已婚妇女保护法（married women′s Acts），赋予妇女独立的人格和对个人财产独立的所有权后，许多州也准许夫妻间提起侵权索赔的诉讼。(2)法国民法典规定：“妻对于夫有请求补偿的权利。”“夫因不为适当保存行为致其妻的个人财产受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3)瑞士民法典则更明确地规定：“配偶一方未履行婚姻共同生活的义务或其行为对他方有危险、污辱或损害时，他方可据此向法官提出诉请。”针对婚内侵权，这些国家的解决方法都是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除了统一立法之外，各国都针对各种具体的婚内侵权损害案件制定了单行法且经常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修订。因此，我国也应当构建完善的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而不应仅仅简单以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安丽佳
法官个性的分析与探讨
刘成江
法官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难免要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承认。现实主义法学家Jerome Frank（弗兰克）的司法判决公式很好地说明了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即：D（判决）＝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个性）。弗兰克认为，法官的个性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中枢因素，判决结果可能要依碰巧审理个案的法官的个性而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由情绪、直觉、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所决定。[1]到底什么是法官的个性呢？法官的个性可以概括为，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自身的所固有的一些参与到判断中来的非法律因素的总称，包括法官个人的政治素质、文化底蕴、道德修养及一些不确定的情感因素。
那么，在审判过程中，判决到底是怎样做出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普通人在日常事务中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其实，“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的”。“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很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导致出该结论的前提。”[2]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换言之，判决的作出总是先根据感觉大胆得出结论，然后到法律和学说中去小心求证，无非是东寻西找、各取所需，最后确定据以判决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条文），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法官的个性。法律的形式理性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系统性的法典经职业法官通过正当程序加以职业化的解释、推理和适用。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发挥着“超级自由裁量”的作用。质言之，必须承认司法主观性的客观存在，而且在法官的个性突现即是司法主观性的表现。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局限性：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始终是不确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法律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3]，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官个性的内在应有之义。对于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视而不见，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规则完美主义态度，它完全忽视了法官在抽象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规则完美主义认为，立法者具备完全理性，对于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科学圆满的认识，对于社会的规范需求具有完全的把握，而且基于语言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完备性，立法者同时兼有充分的表达能力和准确的表达手段。因此，立法者完全有能力制定一个足以应付实践中所有疑难问题的规范体系，保证其完美无缺、逻辑自足，能够自动适应个案事实。而法官就像自动售货机，毫无独立意义，他所能起到的充其量是担当一个规范的简单套用者角色的作用。拿破仑曾认为，法律可以变为简单的几何公式，任何一个能识字并能将两个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都能做出法律上的裁决。在这一意义上，法官成为机械的操作者甚至成为机械本身。
在法律漏洞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显得很有必要，否则，法官在大量的纠纷面前束手无策，大量的社会冲突与纠纷得不到解决，这样的法院和法官多少是令人失望的，而民众一旦对法律的失望是通过对法院的失望表现和宣泄出来，这种危害就有可能扩大和加剧。所以，拉伦茨先生认为，不得拒绝审判的法官，无论如何有义务去解释法律，并且在法律有漏洞时，有义务去补充它，德国学者科因也指出，如果一个起诉的请求权的基础事实未为立法者所考虑到，那么，法院固然可以以该诉不能获得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它可能因此违反正义和衡平裁判的义务，法律存在和法院存在的意义淡然无存。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发展：法官的个性（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另一意义是能促进法律的发展。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律是根据社会典型情况而作的一般规定，换言之，法律规范不得不舍弃各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以抽象的一般人、社会生活中典型的场合、事件和关系作为对象来调整。在一般情况下这也能导致公平，但是，具体情况并非总是典型的，相对于典型情况存在许多变种，如果将其与典型情况一样，适用同一法律规定，必然会“削足适履”，导致不正义。法官的个性正是沟通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矛盾的桥梁，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行使自由裁置权，变通适用法律，以免因法律的规定与特殊情况不相宜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力求每个案件都获得正当、合理地解决。
大陆法系的法官，处在成文法的文化氛围中，其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之促进，不如英美法系法官这是事实。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官们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的推进作用仍不可低估。解决法律与社会生活相协调的问题不仅属于立法者之职责，法官亦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立法机关过多地修改法律会损害法律的价值，因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立法步骤缓慢而麻烦，加之立法者的素质低下，社会转型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都完全有可能难以完全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法律，指望通过更新立法的内容获得司法公正也不现实。因而，在法律运作过程中适当允许法官的个性发挥，使法律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种做法很是值得探讨的，如果立法与执法形成了这种良性的互动，法官就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法律由此被看作是由法官补充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在机制上保障了法律的发展随时代与时俱进。
法官的个性与正义：“司法权与行政权独立，才会有自由的存在”。[4]司法权通过法院裁判权来体现。法院裁判权则是一种权威，即听审、裁判及决定的权威。[5]权威转化并不是否定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而是相对于法治，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必须在法律之下。法院的权威裁判获得独立，是因为具有理性权威。在具体的案件中，究竟什么是认定某一具体案件的事实，究竟如何根据特定案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投入法官的主观因素甚至个人感情。[6]虽然社会和法律职业本身对法官的人格提出了高于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但是也有的法官会辜负人们对他在这一方面的期望。法官是掌握司法权的一个职业群体，而根据人们关于权力的认识，只要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产生，而且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如果法官手中的司法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必然走向腐败。 “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言之，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司法腐败说到底是司法主观性的泛滥。如何保证适当的司法主观性呢?首先是法官内心的道德约束。这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来实现。在西方国家，任何人要想步入法官这一行业，都必须接受很高的学历教育。对于掌握权力者而言，仅仅靠他的内心约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内心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道德并不总是能够发挥其抑制不良诱惑的威力。我们虽然在感情上对法官的人格寄予了神话般的希望，但是法官却并不因此而成为圣人，法官和任何普通公民一样，有着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那么对法官的约束就不能仅仅通过其内心的约束，而是还必须通过来自法官外部的约束，这就是程序的约束。我国古代的法官中的绝大部分虽然来自于在科举考试中获胜的知识分子，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司法官吏腐败现象的产生，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屡禁屡腐，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制约机制。
程序制约是防止司法主观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程序制约，就是通过程序要件的满足，通过与程序的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形成对程序结果的制作者的外部约束，从而实现程序的公正。这种程序要件的满足，具体包括：第一，凡是利益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参与程序结果的形成过程的权利；第二，程序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权利相同，义务对等，谁也不享有优于对方的诉讼地位；第三，制作程序结果的裁判者应当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而不应当偏袒程序的任何一方；第四，法官的裁决必须产生于法庭审判活动全部结束之后，而不能在审判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他在审判活动之外所产生的预断、偏见或传闻的基础之上；第六，法官的裁判必须以程序的各方参与者在程序中所提出的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而不能将一方或多方参与者的观点和证据任意地加以排除；第七，裁判者应当实现完全的个人独立，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来自与程序处理结果无关的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除非有法定不应当公开的情形，程序应当完全公开，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程序结果的制作过程；第九，裁判者应当为其制定的程序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也就是在裁判中详尽地说明判决的理由；等等。很显然，程序要件的满足要求程序的参与者通过平等地行使权利来实现对法官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它排除一切来自凌驾于程序之上的权力，也排除一切来自程序之外的干扰。
实现司法公开，实现对法官司法权力的制约，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及完善诉讼程序。只有当法官素质在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而诉讼程序也有了长足进步的时候，才可以指望“公平如大水滚滚，正义如大河滔滔”的法治局面的出现。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正如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维希说过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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