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9亿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里蕴含着传承了几千年的土性，对土的依恋，让他们生活的圈子变得狭窄，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劳作，稳定了这块固定生活圈的格局。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乡土社区的基本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在这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但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也可以这样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但是在自己狭窄的村落之间，这种孤立，隔膜就消失殆尽，人们在村落里生活，每一家，每一户的基本情况都了如指掌，相互之间见证了各自孩子的成长，宏观来看就形成了区域范围内的熟人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在这种熟人社会里，我们经常会听见这样的言语，“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了法律。然而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乡土社会的格局导致了法律文化渗透的局限性，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的各种秩序尽然有序，即使出现了纠纷，靠得也是村落里的所谓的权威人士来解决，处理的结果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作为后盾，但是人们对于纠纷的处理结果却很少有异议，这种熟人社会复杂的关系网所产生的礼治约束力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的思维无法渗入其中，礼治的形成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它必须以传统的方式并且能有效的应付各种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是靠礼治来维持的。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每个人了，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求。如今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变，虽然还没有达到乡村城镇化的水平，但是由于乡村务工人员大量向城市涌入，带来了农村传统格局的巨变，人们不再继续以前的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劳作，转而进入城市，创造收入，这种行为就直接打破了以前的熟人社会格局，人们不再在礼治的思维下生活，这批务工人员从城市不仅带回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城市里陌生人社会的法律思想，面对纠纷时，礼所产生的约束力已经大打折扣，乡村社会里的权威人士的言论只能作为调解的一种添加剂而已，对结果地影响已经没有以前的决定性。
现代化的法律思维开始在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互相渗透，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理清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明确的界定。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陈腐的诉讼纠纷处理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很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的隔膜又使得他们无法适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使法律所保护的正义被误解。曾今报道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怎么判好呢？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决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巨变，使其社会化的进程步伐加快。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得到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这个熟人社会，怎样树立法律的权威和神圣性，是首要解决的问题。05年中国十佳法官的评选中，有这样一个人，她叫金桂兰，是黑龙江宁安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它创造了堪称中国最简陋的法庭，这个法庭可能没有一般法庭的庄严，但是它同样主持了正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人们称这个法庭为"炕上的法庭"。这种以打破传统的方式的行为，以一种符合实际要求的状态来应对乡村的各种纠纷，推行着乡村的现代化，是法律文化传播成功迈出的第一步。我们也可以看到如今的乡村农民，对纠纷的解决更愿意依赖于法律的解决，这些虽然都是小的纠纷，但是蕴含其中的是人们对法律理念的信服，尊重。
法律文化，法治社会的建立，要在中国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不光是城市，在我们身旁的乡村社会同样需要，现代化的进程需要这个本不应被分离的两个社会群体一起努力，构建一个理想的中国法治型社会。
作者：库欢 华中师范大学 法学院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