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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重婚案】

本文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一名男子多年来在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先后跟三个女人结婚，拥有合法的结婚证。奇怪的是，这名男子竟然先后与二名女子在同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两次。如果不是犯抢劫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这出“三女共一夫”的闹剧可能还在延续。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这些涉嫌重婚罪的被告人能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感情游戏之间？我国的婚姻登记制度以及人口信息管理还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补救？

【案外思考】

为什么能在同一个婚姻登记处办两张结婚证？按照新颁布的婚姻法有关规定，在为准新人办理婚姻登记时，只要两位准新人出示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各填写一份《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就可以办理登记，过程很简单。也就是说，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与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相比，婚姻登记无需提供所在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只需要当事人作出本人无配偶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签字声明，凭身份证和户口本就可办理。使得结婚、离婚更加私人化。但是传统婚姻登记制度管理滞后，形成信息孤岛，各地信息无法共享，导致一些人提供虚假信息登记结婚、重婚。

这些重婚者为何能重婚？领结婚证时到底以前结没结婚？一般没人去查。同时，这些重婚者结婚后之所以能顺利生下小孩，甚至可超生几胎，与很多地方贯彻计生政策不力有关系。超生一个孩子罚点款，准生证就可以顺利到手。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去深思。

【婚姻登记漏洞】

漏洞一：婚姻登记时，只要男女双方出具身份证、户口簿即可。户口簿信息若不准确，一般以个人声明为准，只要他们填写的内容符合《婚姻法》规定，提供的材料齐全就可以。对于当事人婚姻状况的真实性，婚姻登记机关只是形式上的审查，不是实质性的审查，如果重婚，后果由当事人自负。

漏洞二：《婚姻登记条例》根据便民的原则，规定内地居民既可以到当地的县级民政部门，也可以到当地乡、镇政府登记结婚，这就造成了婚姻登记制度的纵向分割，引起两级婚姻登记机关对辖区居民婚姻状况不甚了解。

漏洞三：目前，婚姻登记信息系统是按属地进行管理的。假如一个已婚人士拿着身份证去同一民政局再次登记结婚，在电脑上录入其姓名及身份证号码时，婚姻登记的信息系统不会提示其婚姻状况，负责婚姻登记的工作人员将会以该已婚人士提供的户口本上及《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上填写的婚姻状况为其再次办理结婚登记。在中国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对于有无配偶这一项，婚姻登记部门通常这样掌握，即当事人持户口簿前往办理，如标明未婚，就按未婚办理。

漏洞四：一些落后地区的婚姻登记，仍以书面形式进行，所以一一查询以往档案更不可能。此外，人们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领取结婚证后，并没有相关部门硬性要求其一定要拿着自己的户口簿到当地派出所盖上“已婚”公章，所以许多人在结婚后其户口本上仍显示其未婚。假如一个已婚人士拿着真的身份证去同一民政局再次登记结婚，如果其户口本上写着未婚，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再结一次婚”。

按照规定，当事人办完婚姻登记手续应该持户口簿主动前往派出所，把“未婚”变更为“已婚”。但如果当事人以种种借口拖延甚至怠于办理变更，则可能出现虽然已婚，户口本上仍然显示未婚的状况。

【笔者建议】

综上，因婚姻登记系统与公安部门没有联网，许多有重婚或骗婚想法的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档”实现自己的目的。进而出现同时身背多重婚姻的局面。因此，完善婚姻登记制度势在必行。

由于各省份的婚姻登记系统各自独立不联网，造成异地不能查询个人婚姻信息、存在重婚骗婚等情况，应引起重视。要及时启动婚姻登记系统全国联网的工作，与公安部门户籍登记系统联网，这样以有效遏制重婚现象的发生。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孟琳

司法实践中适用财产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可以分为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因为财产刑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因此判处财产刑不存在以罚代刑的问题。而且符合刑罚改革的历史潮流，即轻刑化。因此要破除适用财产刑是以罚代刑的陈旧思想, 在司法实践中要大胆适用财产刑，用足财产刑。这既是顺应了刑罚轻刑化的世界潮流，也是我国刑法本身的要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适用财产刑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 、罚金和没收财产是两种不同的财产刑。 修订后的刑法较修订前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有139个条文中规定了罚金刑，主要集中规定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两章之中，对这些犯罪仅处以自由刑，有时很难收到预防犯罪之功效，而罚金刑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使犯罪人深感无利可图，以触其痛处，而且有利于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而没收财产作为一种财产刑，主要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情节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对这些犯罪犯罪分子适用没收财产。既是对贪财图利的罪犯给以应有的惩罚，也是对他们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予以必要的剥夺。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是两种不同的刑罚方法。通过两种财产刑适用对象的不同，相比较可以得出没收财产刑是一种较重的附加刑，适用的一般是重罪。罚金是一种较轻的附加刑，适用的一般是轻罪。而且这两种财产刑的执行方法也不相同。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而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的，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这意味着没收财产刑必须没收犯罪人个人现有的财产，而罚金刑则不必受此限制。具有更灵活的特点。认识到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差异性，对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适用财产刑很有裨益。
二 、要更新观念，在实践中大胆适用单处财产刑。 刑法规定的财产刑的适用方式有多种，其中规定单处没收财产的很少，主要是是单处罚金的多，虽然刑法很多条款里都规定了可单处罚金，但我们很少看到案件中有单处罚金的判决。罚金刑与人身刑相比，首先可以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效益功能，因为罚金只有收入，没有支出，经济性十分明显；其次罚金刑还可以避免犯罪人在狱中恶性感染，有利于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在单外罚金刑的情况下，对犯罪人不予关押，因而可防止犯罪人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性；再次，在司法实践中，误判的可能性是难以避免的，罚金刑与人身刑相比，在发生误判的情况下最易纠正。由于单处罚金刑有种种益处，依法适用财产刑同样可以起到制裁违法犯罪的的震慑作用，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要摒弃重刑轻财的观念，大胆适用单处财产刑，要把刑法规定的财产刑充分利用起来，而且要用足，充分发挥财产刑的应用功能。另一方面，法官在实践中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无限夸大财产刑的功能。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判处单处财产刑时要充分考察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因为量刑的事实根据应当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在刑法规定可单处财产刑的犯罪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般都不太大，因此在量刑时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人才能单处财产刑，否则就不能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 此外，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知识程度、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犯罪人的年龄等。由于单处财产刑有种种益处，因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一些人身危险性小的初犯、偶犯、少年犯要大胆适用单处财产刑。充分发挥财产刑在刑罚中应有地位和作用。
三、 财产刑作为附加刑适用时与主刑并处时的关系问题。
在财产刑的适用方式中，其最主要的还是作为附加刑与主刑并科适用。这里的并科有两种。一是得并制，即可以并处也可以不并处。二是必并制，即必须并处。罚金刑几乎都是必并制。得并制主要存在于没收财产刑。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认为刑法规定了可以适用财产刑，这同时意味着也可以不适用财产刑，并以此为借口，不适用并处财产刑。笔者认为这种对刑法的理解有失偏颇。对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中“可以”的准确理解应是没有特殊情况就应当适用，即一般情况下应当，而且对不适用财产刑的特殊情况还要严格掌握，对于其他一般情况则不能作为可以不适用财产刑的理由。
主刑与并处适用的财产刑之间的平衡问题。笔者认为主刑和附加刑之间存在着联系，它们之间是一种动态平衡关系。重刑思想存在诸多弊端，对犯罪人多判一年自由刑，将使全国几百万儿童不能免费入学，轻刑化是刑罚改革的潮流，任何一种社会危害都是可以通过价值计算的，就是说一个人造成的危害后果折算成货币，货币再折算成标准劳动力。财产刑多判点，自由刑可以判轻点。这里人身刑与财产刑之间就是一种动态平衡关系，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当然这种轻是有一限制的。是在法定刑幅度以内的轻，不得以适用的财产刑重为理由突破人身刑的法定幅度，这点是必须严格掌握的。再就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大的也不能因对其适用财产刑重为理由缩短其教育改造期限，使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得以弱化。
四、财产刑的数额与法官的自由裁量
我国刑法对财产刑数额的规定。我国刑法对没收财产刑的数额没有规定，实际上以犯罪人所有的个人财产为限。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犯罪人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家庭共同财产。刑法对罚金刑的数额则作了多样化的规定：一是无限额罚金制。刑法分则未对罚金具体数额作出限定，由法院依案件情况酌定。二是限额罚金制。刑法分则对罚金的上、下限作了规定，法官在此范围内进行选择。三是倍比罚金制。这类条文也主要集中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由于法律给予法官财产刑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因而判处罚金刑极易产生畸轻畸重现象。
对财产行使自由裁量权制约因素。⑴犯罪情节。这主要指犯罪的危害程度。以此为依据，可以做到罪责相当。我国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再如判处死刑一般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因此犯罪人的犯罪情节是决定财产刑数额的最重要的因素。犯罪情节重的财产刑数额大，犯罪情节轻的财产刑数额相对较小。⑵犯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这是刑罚个人化原则的要求。试想同一罪行对百万富翁和不名一文穷人同时判处同样的财产刑，这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对富人难以起到惩罚的目的。所以也不能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而使刑罚特殊预防功能落空。这就必须考虑犯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对同一罪行因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判处的财产刑不同这不是量刑的畸轻畸重，所以犯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也是裁量刑产刑的重要因素。 ⑶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前面已论述过人身刑与财产刑并处时，财产刑数额判高点，人身刑的期限可以相对短点。但是要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所以在裁量财产刑时当然也要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同样的一个罪行，不同危险性的犯罪人判处的刑罚也就不一样。人身刑可以有长短，财产刑也可以有高低。这也不属于量刑的畸轻畸重，而是刑罚本身的要求。
综上所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解放思想，用足财产刑，发挥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同时在应用过程中还要注意用好财产刑，真正发挥财产刑这种刑罚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