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法应构建遗失物归还可获酬的法律制度
何　云　郭卫华

　　　　遗失物是动产的所有人、占有人因主观上的疏忽或自然原因致失落它处的而失去控制的物品。法学广义上的遗失物包括同性质的、同特征的漂流物和失散的饲养动物。遗失物经过一定时效后会成为无主财产，但其初始状态不是无主财产，也不是抛弃物。
　　遗失物在一定时效范围内，其所有权和持有权仍属于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一般都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归还失主(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也明确规定：“拾得遗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司法解释补充规定了拾得人负有无偿归还遗失物的强制性义务，否则将承担返还不当得利或侵权损害的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严重法律后果。这些，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保护失主物权的原则。
　　但是，我国民法通则未规定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获酬制度，虽然在一些地方规定给对拾得人进行奖励，但由于缺乏基本法律的支持，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因此，法律规定虽然责任严峻，但由于缺乏权利动因，不利于激发拾得人返还遗失物的积极性，不利于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不利于人们道德观念的更新和升华，不利于调整因拾物及归还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使调整同一法律事实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严谨、完整和科学，笔者认为我国民法有必要设立归还遗失物获酬的法律制度，现特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其必要性。
一、有助于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
　　首先应肯定，对于遗失物应归还其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立法内容的正确性是勿容置疑的。根据民法理论，拾得不是物权的取得方式，拾得人应当将遗失物归还失主，否则构成对物的权利人的侵权行为，承担不归还的法律责任。然而该项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在现实可能性上，仅仅体现在那些已明知拾得人身份的人身上，而对身份不明的拾得人没有多大的约束作用。因为许多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时并不为他人知晓，即使被他人目睹，也因不知遗失人的姓名、住址无法人告知，公安机关即使帮忙查寻，也未必能象办刑事案件那样慎重和认真，只是在具有巨款和涉外因素的情况下例外。在多数情况下，遗失人只有通过“寻物启示”和沿途寻访等自身努力来寻找遗失物，失物能否最终复归的关键仍在于拾得人的道德水准。就伦理上的可能性而言，如果遇有道德素质欠佳的拾得人匿而不报，这就会给失主造成难于挽回的财产损失。而我们在立法中适度引进利益机制，则能把这部分人引导到拾金不昧的道德立场上来，最终的结果是使遗失人避免更大的损失。有学者对此质疑，认为获酬的法律规定未必能唤醒那些觉悟低下的道德良知而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全面分析，按道德觉悟对人群分类，在我国当前社会，道德觉悟极高的固然不小，但道德觉悟一般的才为最多，道德觉悟极低的是极少数。设立报酬制度，虽对多数觉悟极高的人无激励意义，但他体现了社会对这种道德的肯定和褒奖。而对那些觉悟极低甚至有盗窃、诈骗等犯罪思想基础的人，自然发挥不了积极作用，这主要须依赖法律责任来制裁他们。除去这两部分人外，尚存在大量的道德觉悟一般的中间人群，他们既不愿冒众人不齿而独吞遗失物，亦不愿自己承担大量费用寻找失主。获酬制度对这些人来说，会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因为他们本身具有一定觉悟，只是在利益面前意志有所摇摆，此时通过外力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是完全可能的。从心理上分析，拾物不交的拾得人也往往受良心责备，有的不敢公开使用拾得物，即使使用也存在心理上的惶恐感。如果允许归还获酬，使其名正言顺的使用合法收入，虽然利少，但心地安稳，他们定然会舍彼择此的。如在现实生活中，悬赏广告促使拾得人交出遗失物的情况便是例证。如果说我们的立法能对这部分人起引导、激励作用，那么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是可喜的。其最终结果是维护了失主的权益。
　　我国立法有一条基本原则：立法要考虑实施的可能性和效果，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脱离现实情况，去超前立法，必然实施效果欠佳。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即现实生活中的拾得人成份复杂，思想觉悟、道德素养不齐。现行遗失物归还的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人人都是“活雷锋”，人人都能自觉归还、分文不取这样一种崇高的道德基础上，而这与现阶段全社会的道德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目前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达不到自觉归还遗失物的道德水准，即大多数人并非都似雷锋那样的人，而是普通人，脱离这个实施的法律规定是很难落到实处。多如牛毛的悬赏广告便是例证。纵然法律采取了严厉的强制责任，但这仅仅能制裁少数查明了身份的拾得人，却对那些不明身份的拾得人无可奈何，这便形成了实施效果欠佳的状况。
　　设立获酬制度后，还会使那些在流通和使用上受限制的遗失物的拾得人，更乐意选择归还获酬的方式。例如拾得机械上的专用配件，尽管价值可能很大，但自己用不着，出售又十分困难，而当废品出售的获利则可能少于归还后的获酬额。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拾得人是愿意归还遗失物的。不管其动机如何，但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失主财产权利的作用。如果不设立获酬制度，那么有的人可能因拾而无益而降低社会责任感，不尽对拾得物妥善保管的社会义务，使这部分财产遭受毁损或产生相关损害。因为法律并未强制人们遇物必拾，不拾不会产生法律责任。拾得不会带来利益反而会产生责任，拾物成了费力不讨好的额外负担，他们又何必自找麻烦呢?而这种消极态度必会使失主遭受并扩大损失。假如遗失物是化工类易腐蚀易污染物品，不及时为人所拾和保管，就可能给周围环境带来污染，影响社会的利益；如果遗失物为失散的饲养动物，则可能病饿致死，也可能会践踏毁坏庄稼或毁损他人财物，这无疑是失主和社会的一种不幸。所以设立获酬制度并不仅仅是对交还遗失物之人的吸引和褒奖，同时对社会也是有益无害的。
二、有助于我国遗失物立法制度的完善
　　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只强调了对失主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拾得人利益的考虑，不仅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还使同一类失主或同一类拾得人间的利益悬殊，反映出无获酬规定的弊端，暴露出该项立法的有失公正和科学。众所周知，我国法律具有权利义务一致性的特征：任何公民不得享有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得承担无权利的义务。在民事权利义务方面，这种一致性反映得更为突出。而我国遗失物立法有关拾得人义务的规定，脱离了权利的对应性。立法将返还遗失物的义务从原来的道德规范上升至法律规范，而受褒奖的权利仍保留在原道德规范之中。对于拾金不昧的行为的评价，仍停留在“口头感谢”和有关部门及传媒表扬阶段，得不到法律用物质方式的肯定评价。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既然规定了拾得人拒交遗失物的强制性责任，那么对拾金不昧的拾得人应给予奖励性报酬。这才使法律规范体现出公正和严谨。诚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拾得人因保管遗失物的费用支出享有请求失主给予补偿的权利。但这一权利是同拾得人实际劳动、费用支出相对应的，而并非对拾金不昧行为的评价和酬劳，因此单靠此规定无法体现对拾金不昧的肯定性评价。另从失主的权利义务关系看，除少数是因自然原因外，多数物品的遗失是因物主存在保管不善的过错，而我们的法律从维护社会财产秩序、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出发，使他们享有“完璧归赵”的权利，同时免除了他们对自己过错承担任何责任的义务，这同样未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退一步讲，即使他们无过错，但物品遗失之后，其所有权或占有权便处于法律拟制状态，而不具备事实状态，要使法律状态和事实状态统一和结合，尚期待拾得人的归还。对这种实质意义的权利回归，他们理应付出一定的恢复代价，这才能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
　　再从现实生活情况看，失主采取悬赏方式来追寻遗失物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某地人民广播电台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广告消息，有时一天多达上十则。由于悬赏行为与不悬赏行为的并存，加之现行法律无获酬规定，势必在拾得人之间造成了同种行为不同“待遇”的差别。形成了有赏而交者获酬与无赏而交者无酬的反差，构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若比较和评价行为的性质，无悬赏而交还遗失物的品质更高尚，更应该受到物质奖励。此外，悬赏广告多为失主与拾得人之间的私人行为，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和规范，存在大量拾得人要挟失主或失主欺诈拾得人的情况。现实中已出现了大量此类案例，如果法律创设公平合理的奖励制度，就会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维护社会安定。因此，法律有责任建立这样的公正机制。
　　从现代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状况来看，对遗失物的拾得人进行奖励亦是世界各国的立法模式和理性选择。1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这类立法的动因及作用，合理借鉴，以保证我国遗失物立法的公正与完善。
三、有助于我国公民权利范围的扩大
　　我国公民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民法通则》对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也作了具体规定，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民事权利发展的过程看，民事权利的范围均呈扩大的趋势，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应当把公民的机遇发现作为公民取得新的民事权利的一种方式。一般说来，财产原始取得的多寡与劳动付出是成正比的。但现实中，并非一切财产权的取得都需付出同等的代价，而机遇性财产取得正逐步扩大其法律地位和范围。机遇性发现虽具有较大偶然性，尤其是那些体积很小的财物和可行走的动物，很难被轻易发现。其发现往往是机遇与努力同时并存。如北方某市一位女士洗衣服时，不慎将戒指冲入厕所下水道，尽管她撬开室外的排水沟，但百番周折仍未寻着，正当其失望罢手之机，一位清洁工上来帮忙探寻，竟轻易找着了。又如一位女士在河中游泳不慎扯落了项链，尽管许多人帮忙寻找，也未摸着。女士怀疑有人拾而不报，也就罢休，竟被一“矢志不移”的男士寻着并还给该女士。象这种情况都不具备民法通则所说的“由此支出的费用”的条件，难以适用按劳取酬的原则。对此，应按机遇性的发现赋予财产权。事实上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第一款对上述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的行为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的规定，体现了对这种权利的肯定。如山东“常林钻石”的发现人受到国家奖励应当说是这种权利的落实。而目前社会福利摸奖所获则更是一种机遇性的财产权。笔者认为，我国应确认这种机遇财产收入的合法性，并象其它国家一样，将其作为我国公民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式之一，这有利于我国公民民事权利的扩大和补充。
四、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完备
　　有的学者认为，对拾得人付酬的做法有悖于我国“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势必产生见利忘义、世风日下的不良后果。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首先，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应大力发扬和倡导，对那些分文不取的君子之风、模范之举应予肯定和颂扬。但从另一方面看，设立付酬制度并不妨碍这种高风亮节的继续发扬。因为它并不是强制拾得人非接受遗失人的酬谢不可。获酬既然是一种民事权利，象其它民事权利一样，就可由权利人处分和放弃，拾得人仍然可以谢绝酬谢。正如有的地方设立了对企业承包负责人的重奖制度，而承包人放弃了重奖一样。我们不必担心拜金主义抬头而不设立重奖，设立重奖不必然引起拜金主义。其次，获酬制度并不违背拾金不昧的本质特征。因为获酬的前提是归还遗失物，而归还本身就是不昧的体现。对不昧行为的积极肯定，也是推进文明、促进道德建设的方式之一。再次，从本质上讲，法律规定权利义务不对等也是对进步道德观的一种违背。最后，我国传统美德有“知恩必报”和“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说，作为因自己的过失丢失财物的失主，对拾得人使财产复归的返还之恩，也有按道德规范的要求表示酬谢的义务。我们既然把传统的道德上升为法律来约束拾得人，为什么不把传统的道德上升为法律来约束有过错的遗失人呢?最后从立法的动机、内容和效果看，凡对行为带有肯定和物质奖励内容的立法，正是法律倡导和认可的行为，具有呼唤、激励该类行为蓬勃兴起的积极作用。
　　因而从立法上确认归还遗失物的获酬，正是倡导“拾金不昧”美德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我国许多地方设立了“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其目的：一是对已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给予肯定和奖励，二是鼓励和号召更多的人去发扬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而决不能因其带有钱财因素认为其违反了我们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应全面的理解道德概念，在观念上有所更新，使我们的道德观更为完善。
五、有助于公平调整涉外法律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来我国或我国公民去外国考察、学习、经商、旅游等相互往来的情况剧增。这些往来中，难免发生拾遗和遗失的情况，由于住所地和发生地的法律不同。调整这类关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截然不同，这往往产生对我国公民不利和不公平的现象。如我国公民在国内拾得外国人遗失物应无偿归还，而在国外遗失了物品则需付酬取得，对同一主体来讲，这是不公平的。当然，这种假设似乎缺乏逻辑上的缜密性：即未考虑外国人成为我国境内的拾得人和我国公民成为外国公民地域的拾得人的情况。诚然，这两种情况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际中也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定量分析，我们就会得知，拾得人的机遇是同发生地国籍人的数量成正比的。本国人到外国去，与当地人的比例悬殊，拾得人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这就造成了法律上貌似公平，而实际的不公平。显而易见，外国人来我国后的遗失风险减少，我国人去外国后的失物风险增大。二者形成强烈的反差，构成了对我国公民的不平等，降低了我国公民在国际交往中的身份和地位。设立获酬制度，则可通过调整涉外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消除这种差别。
六、有助于解决当前事实存在着的获酬争议
　　目前，社会上不少失主为了追回遗失物，较普遍地采取悬赏方式，这种方式也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达到了维护失主财产权的目的。但由于悬赏广告普遍存在不规范性、不确定性，即使内容明确的悬赏也不乏失主事后反悔的情况，由此经常发生一些酬金数额纠纷，同时由于悬赏广告的地位、效力尚未得到法律的确认，便给司法机关处理这类纠纷带来了无法可依的难题。从理论上讲，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权利放弃是不会受到法律干预的，但由于悬赏广告的意思不明或效力推定，在法律无获酬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处理这类纠纷时常举棋难定。如某市甲运输公司遗失数件货物，便在电视上做悬赏广告，表示拾得人将货物归还后必有重谢。乙拾得人看到电视后，便按要求承诺，将货物送交甲公司。结果甲的“重谢”使乙大失望，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最终闹上法庭。法院在审理中虽然适用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但对“合理”的尺度仍把握不准，致使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都不满意。假若法律有获酬的具体规定，解决这类纠纷就有法可依了。
　　综上所述，设立归还遗失物的获酬制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现实社会关系的调整，有着积极作用，而且也是可行的。现实中，一些地方对拾得人给予奖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2一项法律制度的设立是一项严肃而又复杂的事情，即使被论证、检验是正确和科学的规范，也未必不存在一点副作用。我们只是应采取将负效应同正效应进行全面比较的原则和方法，对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本文仅浅析设立归还遗物获酬制度的积极作用，并非说它没有副作用而完善无缺，而是认为其某些消极作用可采取相应措施，以限制到最低点。如获酬比例确定是百分之十还是百分之三十?如何保证大额或巨额遗失物失主的承受能力?比例可否采取诉讼费收取的递进计算方法?获酬额是否实行上限制度?这些思路都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副作用进行恰当的限制。由于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故不在此赘述。总之，我们应观大局，看主流，不因该制度存在的某些副作用而放弃该项制度的设立。
　　值得高兴的是，1999年5月17—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物权法”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慧星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稿建议稿》。草案中第一章第三节关于“拾得”规定：拾得东西，应及时向失主报告，失主应向拾得人支付相当于遗物价格20％～30％的报酬。这个信息表明，建立失物归还获酬的法律制度，已经提上了立法部门的议事日程。但须强调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创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纵观任何一部法律的产生，从立项起，到反复论证，通过并公布，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而现实生活中又急需规范，不能机械地等待成文法制订出来之后，再来约束之。对于大量的失物索酬纠纷，现阶段可以由最高审判机关作出司法解释，并在实践中先行作为恰当处理此类纠纷的法律根据。3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
　　1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拾得人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对应统一的：即在规定拾得归还义务和违者承担民、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了拾得人获酬的权利。如英国规定获酬是该项遗失物的10％；法国民法典规定，沿海的遗失物三分之一属于拾得人，陆地上的遗失物以全部属拾得人为原则；德国民法典第973条规定，拾得人在向主管官署报告后经过六个月仍未有受领者，拾得人将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日本则制定了单行的遗失物法，对拾得人的酬劳金作了具体规定。就是与大陆具有同一传统道德观念的我国台湾省，也作了类似规定，如台湾民法物权篇第805条规定，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除受偿保管费外，可“对于所有人，得请求其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酬”。
　　2据1997年10月9日《人民公安报》报道，重庆市公安局出租车治安管理办公室规定，按所拾得物价值1％至5％奖给拾金不昧的驾驶员，奖金由公安部门先行垫付，而后由遗失人支付。该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乘客遗失财物在车上的事经常发生。1990年以前，出租车驾驶员主动上交拾物到出管办的事每年有190余起，但所交拾物大多值不了几个钱。而每年乘客在车上遗失贵重物品的事件则达290余起，丢失的财物主要有手机、照相机、装有巨款的密码箱、钱包等，驾驶员主动上交这些贵重物品的不多，大多遗失物被一些觉悟不高的驾驶员占为己有了。推行拾物有奖办法6年多来，出管办共收到驾驶员上交拾物达4600多起，平均每年700多起，是该办法推行以前的3倍多。所交拾物有手机290余部，其他还有照相机、现金等，总价值达700余万元，平均每年100多万元，为以往上交拾物价值的10多倍。另外还有国家机密文件、工程设计图纸等。由此不难看出，有无奖励，极大地影响着遗失物的交还数量和重大价值物品归还的比例。这种名义上是奖励，实际上就是由失主支付酬金，只是表面上由于传统社会心理不便承认而已。从重庆的这个作法所产生的巨大实效来看，无疑为我国民法建立失物归还获酬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证。
　　3由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立法起步较晚，许多规定存在欠缺和粗疏，基于法律规定大量滞后于社会关系这一事实，最高人民法院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对于及时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正确化解纠纷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笔者有理由相信，对失物归还获酬作出司法解释，一定是可行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50号



《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业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并报请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七日



附：
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

水泥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原材料。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水泥工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产量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保障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当前，我国水泥工业结构性矛盾仍十分突出，主要表现是经营粗放，生产集中度和劳动生产率均比较低，资源和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特别是立窑、湿法窑、干法中空窑等落后技术装备还占相当比重，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按照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为加快推进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引导水泥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实现水泥工业现代化，特制定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

第一章 产业政策目标

第一条 推动企业跨部门、跨区域的重组联合，向集团化方向发展，逐步实现集约化经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水泥企业的生产集中度和竞争能力。
到2010年，新型干法水泥比重达到70%以上。日产4000吨以上大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吨水泥综合电耗小于95KWH，熟料热耗小于740千卡/千克。到2020年，企业数量由目前5000家减少到2000家，生产规模3000万吨以上的达到10家，500万吨以上的达到40家。基本实现水泥工业现代化，技术经济指标和环保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条 2008年底前，各地要淘汰各种规格的干法中空窑、湿法窑等落后工艺技术装备，进一步消减机立窑生产能力，有条件的地区要淘汰全部机立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依法关停并转规模小于20万吨环保或水泥质量不达标的企业。
第三条 加快技术进步，鼓励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装备提升技术水平，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污染物排放要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满足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第二章 产业发展重点

第四条 国家鼓励地方和企业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方式发展新型干法水泥，重点支持在有资源的地区建设日产4000吨及以上规模新型干法水泥项目，建设大型熟料基地；在靠近市场的地区建设大型水泥粉磨站。

第三章 产业技术政策

第五条 发展大型新型干法水泥工艺，推动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厉行资源节约，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第六条 政府要加强对水泥矿产资源的管理，鼓励地方和企业合理、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新建水泥生产线必须有可开采30年以上的资源保证，规范设计，合理开采。禁止采用对资源破坏大的开采方式，加强对民办矿山环境的治理和整顿，对民采民运的供应方式进行有效监管。水泥企业对采后矿山必须进行复垦，保护生态环境。
第七条 鼓励大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将小企业改造为水泥粉磨站，新建水泥粉磨站规模至少为年产60万吨。鼓励推广矿渣微粉细磨技术。大力发展散装水泥，积极发展预拌混凝土。
第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新型干法窑系统废气余热要进行回收利用，鼓励采用纯低温废气余热发电。鼓励和支持利用在大城市或中心城市附近大型水泥厂的新型干法水泥窑处置工业废弃物、污泥和生活垃圾，把水泥工厂同时作为处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企业。
第九条 国家支持企业采取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降低环境污染，节能降耗，综合利用工业废渣，积极利用低品位原燃材料，提高资源利用率，鼓励水泥企业走资源节约道路，达到清洁生产技术规范要求。
第十条 国家鼓励并支持水泥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支持具备条件的科研设计单位和高等院校建立开发行业共性、关键性技术的研究中心。通过技术创新，加强研发能力，提高我国重大水泥技术装备的设计、制造水平。国家在科研资金方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予以支持。
第十一条 除一些受市场容量和运输条件限制的特殊地区外，限制新建日产2000吨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此类项目，必须经过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任何地方和企业不得新建立窑及其它落后工艺的水泥生产线。
第十二条 严格禁止水泥企业将已淘汰的落后设备转向其它企业。对违反产业政策未经核准自行建设的水泥项目，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责令关闭，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不予发放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排污许可证、水泥生产许可证。

第四章 产业组织政策

第十三条 水泥工业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提高企业集中度，促进水泥工业的企业集团化，生产专业化，管理现代化。充分利用我国水泥工业现有基础和企业的积极性，推进改组改制，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第十四条 国家鼓励水泥工业通过资产重组、联合以及股份制等形式发展跨部门、跨地区的企业集团。重组水泥企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资产为纽带，以优势企业为龙头，推进强强联合和兼并重组小企业。

第五章 投资管理政策

第十五条 按照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除禁止类项目外，其他水泥类项目由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为避免水泥工业无序盲目发展，各省级投资主管部门要按照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要求，切实加强项目管理。
第十六条 发展新型干法水泥，要结合产能集中的区域实行等量或超量淘汰落后工艺，要严格控制不具备发展条件的企业盲目扩大生产能力，防止不顾环境影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违规建设或达不到环保要求的水泥企业，一律不得享受税收上减免等优惠政策。
第十七条 新建水泥项目，企业自有资金比例必须达到35%以上，对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的项目，银行根据独立审贷原则，提供信贷支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及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银行不得提供信贷支持。
第十八条 严格执行水泥工业的用地标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的新建项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批准其建设用地。
第十九条 国家鼓励水泥工业利用多渠道筹措发展资金。鼓励私人资本在符合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向水泥工业投资。鼓励外商投资发展大型新型干法水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总投资(包括增资)1亿美元及以上水泥建设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国外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对国内水泥上市公司的股权收购，超过1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以上的并购协议，须经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生效。
第二十条 国家鼓励具有技术、管理优势和资金优势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联合向具备发展水泥工业条件的地区投资，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发展新型干法水泥。
第二十一条 国家鼓励企业实施改善品种、提高质量、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技术改造。
第二十二条 证券监管部门应支持大型水泥企业集团，按有关程序上市募集资金，用于发展符合产业政策的水泥建设项目。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及市场准入条件的企业，证券部门不批准上市或扩股融资。

第六章 发展保障政策

第二十三条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水泥工业发展规划，确定水泥工业近期和远期目标，规划布局，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引导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第二十四条 有关部门根据产业政策的要求，抓紧组织制订和修订水泥行业的耗能、产品质量、混凝土、环保等标准，适当提高供高强混凝土用的水泥强度等级。严格行业准入条件，加强和规范对水泥生产、流通和使用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根据水泥工业发展规划的要求，国家有关执法部门要严格依法查处违法建设和生产的水泥企业，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严格土地管理，对不符合要求的水泥企业要依法查处。质检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加速淘汰落后工艺水泥，把加大对水泥产品的执法打假力度作为建材市场专项整治的重点，严防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建设市场。
第二十六条 发挥行业协会的咨询参谋和行业自律作用，支持建立和完善有关水泥行业信息的定期发布制度和行业预警制度，引导投资方向。
第二十七条 本产业政策自二00六年十月十七日公布之日起实施，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