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人的载体，人是社会的影像，不同的生活场域塑造着不同样态的人，而不同样态的人又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因此，政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政治人”，法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法律人”。由于法治社会奉行着一套与政治社会迥然相异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所以法治状态下的法律人便与政治状态下的“政治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起步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的国家来说，注意消除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以“法律人”模式来设计各种制度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政治社会中“政治人”

　　“政治人”是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政治为治理手段，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政治性是“政治人”的本质规定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利益至上

　　维护整体利益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最大政治。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人”把整体利益视为本体，把个体利益视为派生，认为个体的利益、幸福来源于整体的利益与幸福。他们把整体利益的满足视为处理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常常被否定或被迫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在整个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共空间完全吞噬了私人领域。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是人类早期典型的政治型社会，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做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描述。①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不关心、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就不能称其为人。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②

　　(二)个体甘于牺牲与奉献

　　如前所述，在政治社会中整体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整体的这种地位的获得则需要个体的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在政治社会中，个体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被视为个体自己的整体，因此，个体向整体奉献和牺牲并不是向别人奉献和牺牲，而是变相地向自己奉献和牺牲。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创生出的人民主权国家便是政治型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它强调“公意”的绝对至上性，强调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信奉“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③由此而言，这种政治人形象还浮现于罗马共和时代。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其政治性虽然没有希腊城邦时代那样的“浓度”，但它仍然奉行整体主义，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义务本位仍然是这一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人的影像表现为公民要承担众多无偿的公役。罗马的所有公共事务几乎由公民们以自己的“力”和“钱”承担，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换取罗马的辉煌。④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因此，在政治社会中通常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不允许伤害整体利益的“异端邪说”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⑤它们都强调公域和公益相对于私域和私益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具有先验的优先性，强调在公域面前私域的非独立性。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市场经济为法治提供多元、平等的社会氛围，法治又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也就是说，舍弃原有的“政治人”形象从而实现“法律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脱胎于政治社会而欲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⑥

　　首先，法律人应该是“自利人”。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性的最一般的表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正是在每个人谋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才实现了发展和进步。法律必须承认和保护人的这种天性，它所禁止的应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即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

　　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法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差别地适用规则，而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则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将方方面面的人纳入到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法治所关照的注定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人”是一种与“一心为公”的政治人相区别的低品味人。借用中国儒家对人的分类，法治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最后，法律人应该是“自治人”。如前所述，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和自治，它强调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因此，法治承认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个体，强调自己主宰自己。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所以，法律人是一种与强调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唯国家意志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相区别的“自治人”。

　　三、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官本位”政治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建立了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一元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已降的中国改革，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一场逐渐褪去政治化，逐渐实现法治化的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显著，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我们的法治毕竟脱胎于原有的政治社会，旧的制度可以一日废弃，旧的观念却很难一日扫除。时至今日，某些政治思维与逻辑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因此法律中仍然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

　　(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0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广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广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物的有关规定。

　　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无疑拾得人应该是此制度中的主角，因为没有拾得人拾得的行为或事实，此制度便无从启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取得制度中所预设的人的模式不是“法律人”的模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制度所赖以立足的人的模式的错位，即该制度不是将拾得人放在“法律人”的意义上来设计的，具体而言不是以市场经济中的“自利人”形象，而是以政治社会中的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大公无私的“政治人”形象来设计制度的。依这种“政治人”的逻辑，拾得人之所以能对物主作出牺牲是出于“革命同志”式的友情，之所以能对国家作出牺牲(因遗失物无法找到失主而归国家所有)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⑦

　　(二)“大义灭亲人”的影像

　　这种“大义灭亲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刑法》的包庇罪中。我国《刑法》第13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这一罪名，在我国任何人对任何犯罪人的帮助、隐藏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⑧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移植前苏联法律的方式建立的，因此亲属之间帮助、隐藏为罪模式自然也便被移入我国。⑨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型的社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苏联的包庇型的帮助犯形式还是新中国的独立的包庇罪的模式，都是生发于所在的政治社会并与“政治人”的思维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制度模式。在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极左社会里，坚持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原则，进而排挤了“亲不亲血缘分”的自然原则，这样便把自然状态下关于人的“亲属”和“非亲属”的分类硬性改变为“同志”和“敌人”的分类。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⑩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有人犯了罪，他便异化为了人民的反面，他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地变为了敌我关系，而此时的包庇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资敌”行为。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所以，我国包庇罪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大义灭亲”型的“政治人”基础上的，这严重地超越了法治社会中“一般人”的标准。

　　(三)“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

　　这种“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体现在当下我国性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属于性质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属于公诉罪，完全采用国家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之间自主和解，不但原强奸犯罪成立，而且原被害人或家属还有可能承担包庇罪或伪证罪的刑事责任。(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我国，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受害者的性自由权。(12)基于此，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应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如果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是对自己性权利的侵犯，强奸罪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

试析影响警察工作积极性的原因及对策

翟伟 西北政法大学

内容摘要： 公安队伍建设是公安工作之根本，整个队伍的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公安事业的成败兴衰。面临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公安队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充分调动广大民警工作积极性则成为关键。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和了解影响警察工作积极性的不利因素，如何最大限度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警察 ； 积极性 ； 原因 ；对策
一、调动和发挥人民警察积极性的现实意义
所谓积极性，顾名思义，就是指进取向上、努力工作的思想和表现。人民警察是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使命。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全体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已经不能作为一般意义的诠释，更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口号所能刺激和反映出来的简单动机所支配的行为，而是经过净化、提炼、升华等综合反映出来的一种理性机能，它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在理性机能上的集中表现，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头等大事和根本任务。
首先，调动和发挥警察的积极性，是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最好切入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个时期以来，公安机关为了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脱节”的现象，一直在寻找有利于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的最佳切入点。实践证明，调动和发挥人民警察的工作积极性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内涵和主要任务，又是抓好公安业务工作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问题。调动和发挥了人民警察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把两项工作从根本上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富有实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调动和发挥人民警察的积极性，用人民警察满腔的工作热忱来推动和促进公安业务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实现公安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双赢”效果。
其次，调动和发挥警察的积极性，是公安工作取得良好绩效的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大发展，人民警察队伍在装备、人员素质、管理水平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公安工作取得良好的绩效。除上述因素外，其决定因素的是警察的工作积极性的发挥。警察工作积极性的发挥直接影响着警察工作质量、警察工作效率以及警察的潜能的发挥。最大限度的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警察的主动能动性，能最大限度地使公安工作取得良好绩效。
再次，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的本质是调动和发挥人民警察的积极性主要是指调动和发挥人民警察从事公安工作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的主观能动性。由于警察本身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警察的积极性本质上反映了警察维护阶级利益方面自觉能动性的程度。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其职业活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地直接体现，因此人民警察的积极性反映了其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动机行为的程度。应该说，人民警察积极性的本质，应该以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为思想基础，以实现个人、集体、国家 相统一的利益为动力机制，以立足本职、爱国爱民、多做贡献、岗位成才为价值取向，是既基于一定物质利益及其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为基础，又为经过一定的理性升华的思想所支配的动机行为。也可以说，人民警察的积极性是警察理想、道德、纪律、文化诸方面素质的综合的外在表现。调动警察的积极性对于警察的思想政治建设和队伍建设有很大现实意义。
二、当前影响警察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原因
（一） 管理体制不顺
1、我国现行的公安领导体制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各级公安机关接受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上级公安机关的业务指导。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容易出现许多弊端。一些地方领导运用权力，以情代法，以言代法，干扰公安机关的正常执法，或指派公安机关参与一些非警务活动，浪费警力资源。公安机关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是武装性质的国家强制力量；人民群众说警察是有求必应的服务机关；有的人认为警察是专政工具、暴力机器；人大代表说警察是执法机关，要经常评议。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的面孔，对于警察的职责和定位，别人搞不清，自己吃不准。现在有很多民警在问：“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到底在忙什么？”可见，管理体制不畅、职能设定不清，也会影响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2、现行的经费机制也不适合公安工作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安工作任务日益加重，经费不足渐渐突出。尽管国家财政拨款，但很有限，除去工资，公用经费已所剩无几，还要支付水电、修车、燃料、办公、差旅等多项经费，甚至还要掏自己腰包，有些地方更别说津贴补助了。警察也是一种职业，从现实生活和理性考虑出发，也要以谋取工资待遇来解决生活来源，保障家庭收入。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要求坚持奉献，但与之相适应的物质也要跟上。可想而知，经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安工作被动，民警工作积极性降低。
（二）社会分配不平衡和单位内部利益调整不合理
社会分配不平衡和单位内部利益调整不合理，是影响和制约民警发挥积极性的客观原因。调动积极性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用人机制上打破论资排辈，在利益分配上克服平均主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公安机关特别是在基层县(市)公安机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始终难以克服。比如有的在基层公安战线奋战一辈子，家属子女还无法就业，靠一人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有的基层县(市)非领导职务的评定受比例限制，致使大部分民警工作几十年还是一个科员；有的提拔领导干部不考虑沾亲带故的同行， 就会受到亲戚的抵毁、挖苦.......如此这般工资奖金的分配,领导干部 的提拔，工作部门的调整等等。这些不透明、不公开、不合理的现象在一 些地区和单位仍然存在，极大地挫伤和损害了民警的积极性。
（三） 警力不足、超负荷工作量使警察不堪重负
1、各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治安事件、安全事故的数量逐年猛增，现有的警力与繁重的公安工作的矛盾日益突出，增加的警力与公安机关所面临的任务相比是杯水车薪。据调查，在基层派出所民警日加班4小时，民警只能靠自己的身体去拼，用自己的健康去搏。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长期超负荷、大能量的运转往往会造成民警心理负担过重、精神压力过大，工作中出现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就是工作不积极的表现。
2、近年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在抓从严治警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警察身体健康的保护，没能保证警察的休息权。警察超负荷的工作，加上自己心理上的压力，严重影响着警察的身心健康。
（1）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导致警察的身体健康状况差。在老百姓心目中警察的形象是刀枪不入的钢铁硬汉。然而警察也是血肉之躯，也需要休息，吃不上饭一样会感到饿。可是这种需求与现实需要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面前，警察的需求一次次成了牺牲的对象。
（2）与家人缺少沟通交流时间，导致家庭矛盾和情感疏离。警察作为一个社会人，也有情感，也有家庭，作为其精神归属的家庭内出了问题，必定会增加民警的心理压力，影响警察的工作激情。
（3）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心理压力大。作为半军事化管理的一支队伍，警察服从命令是天职，无论何时何地，案情就是命令，群众求助就是号角，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是公安机关不成文的规定，时刻准备应付各种突发情况，民警的神经始终不能得到彻底的真正意义上的放松。
（4）长时间工作，身心疲惫，容易出现错误。警察身心的疲惫和高度紧张必然会导致反应上的迟钝和判断上的失误。
超负荷的工作量、相对低下的收入、较差的社会承认度与高标准的纪律、高风险的责任，形成了巨大的思想落差，从而使民警对警察这个职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反映在队伍问题上表现为队伍思想不稳定、凝聚力下降、爱岗敬业精神淡化、工作积极性不高。
（四）片面强调警察的义务责任
无论在立法上还是执法实践中，普遍过于强调警察的义务和无私奉献精神，过于限制警察权利，忽视了对警察个人权利和执法权的保护，这给执法的社会大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
1．公安机关在处理群体性治安案件时，极有可能成为群众不满情绪的宣泄对象。
2．社会对警察工作理解和对警察的宽容不够，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或治安事件，直接肇事人的行为往往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而警察对这些事件或案件依法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往往得不到理解和配合，甚至导致冲突。
3．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受到侵害的现象越来越多。近年来，暴力袭警呈急剧递增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三、提高警察工作积极性的途径
（一）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政治建警
思想政治教育是调动警察积极性的核心动力。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通过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从而知道人的正确行为，在行为上防止发生偏差。使广大民警保持思想统一、团结一心、步调一致。
提高民警的身心素质是当前公安工作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作为社会特殊角色的人民警察，其特殊的职能决定其心理压力比一般社会成员更大。为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公安机关肩负的任务将艰巨繁重。要教育民警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顾全大局，体谅国家的困难，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使民警面对需要与现实的差距，自我控制，调节心理失衡。使公安队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困难面前都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最大限度的保证其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二) 理顺体制，强化警察的执法保障机制
公安保障机制建设要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要与中国国情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立足现状，长远规划，分步实施。
1．建立“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领导体制。在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绝对领导的基础上，加大公安内部垂直管理力度。市?地?以下公安机关实行垂直管理，保留县级公安机关建制，改为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下属派出所进行重新整合，建立警署，撤销城市公安分局建制，根据城区规模大小和治安复杂程度等情况设立分局或警署，直接隶属于市公安局，由市公安局实行组织、人事、业务上的直接领导，将管事、管人、管钱一致起来，确保政令畅通，最大限度发挥公安机关整体作战效能。减少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指令的干扰，减少非警务活动，这样既有利于加大队伍管理监督的力度，保持队伍纯洁性，不断提高队伍建设水平和队伍整体素质，有利于改善县级公安机关的经费保障，缩小同一地区间民警待遇差别，调动民警工作积极性。
2．建立适应公安机关特点的人事管理机制。公安队伍是一支半军事化的队伍，人数多、专业性强、危险性大，而领导职数少，民警职级、待遇长期偏低。根据这些特殊性，建立符合公安职业特点的人民警察职务序列，在国家公务员序列中单列出来，按照“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的原则，加大警衔工资在民警工资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提高民警生活待遇，最大限度的减少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公务员之间、公安机关内设机构与基层民警在职级待遇上的差别，充分调动广大民警特别是一线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3．建立“分级管理，分级、分项负担”的经费保障机制，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由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分项落实保障。具体是：中央财政主要负责全国公安机关装备费和服装费，财政部、公安部制定全国公安机关装备标准，由中央财政统一划拨；省级财政主要负责全国公安机关行政经费，包括民警工资、医疗保障、特别业务经费等，保证省内民警的物质待遇基本一致；市级财政负责全市公安机关办公办案经费等；县级财政负责县级公安机关基础设施建设。
4．加强全民法制教育，营造有利于警察执法的大环境。开展全民普法教育，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工作，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打击处理违法犯罪等执法工作中也要注意法制宣传，增强全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素质，使人们能够自觉的支持配合执法，为执法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队伍建设
公安队伍现实还存在的问题就是警力不足。我们应如何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呢？一是科学配备警力数量，保证警力相对充足。根据各地区的面积、经济、人口、治安状况等因素来确定本地区形势需要的警力配备数量。二是提高警力质量。把好“入警关”，向素质要警力。首先以全国各专业公安、政法院校毕业生为主要警力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其次，加强对军转干部、社招人员的公安业务培训力度。其三，强化广大民警的日常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民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通过警务人员培训，使全体警务人员在知识存量、技术存量方面达到全面质量改进。三是改革现行警务管理模式。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已把70％的警力下沉到基层一线，而我国仍存在“大机关、小基层”的倒金字塔型警力配置体制，极不适应现状，为此应最大限度的把警力下沉到一线，实行“小机关、大基层”，切实解决头重脚轻、机关化严重的问题。四是科技建警。向科技要警力，提高科技含量，逐步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科技化。五是准确定位，减低警力消耗。六是建立巡警、交警、派出所三位一体的动态治安防控网络，达到警力资源的有效组合。加强警察队伍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从而促进公安工作的发展。
（四） 坚持从优待警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公安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在各项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关心爱护警察，落实从优待警的各项措施，调动警察的工作激情。
1．政治上从优待警。以公安改革为契机，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拓宽用人渠道，进一步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
2．工作上从优待警。首先，加强警察执法权益的保护。目前，监督警察执法的途径越来越多，而保护警察权益的机构却明显不足。虽然公安机关督察机构承担了一些维护警察权益的工作。然而在《公安机关督察条例》浓重的监督警察执法的氛围中，对警察权益维护的依据显得很模糊。维护警察执法权益，还得要从公安机关自身做起。在期待督察机构承担更多的维权工作的同时，公安机关应当尽快建立健全警察执法权益保护委员会，争取纪检部门、督察部门及检察机关支持和参与，依法及时处理各种侵害警察执法权益的问题，把警察的权益保护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其次，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努力改善基层公安机关的办公条件和设施，为民警营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3．生活上从优待警。关心警察身体健康，定期组织警察进行身体检查，对患有严重疾病的警察要想方设法予以全力救助。对于特困警察，设立特困救助基金。并结合实际，科学合理安排休假时间，对加班警察尽量安排补休“充电”时间。科学理财，多方争取资金，确保警察的各项正当福利补助发放到位。尽可能帮助警察解决家属的实际问题。丰富警察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振奋警察精神，促进积极性，使其毫无顾虑全心全意工作。
（五） 以工作绩效公正评价，实施奖惩
现代心理学原理表明：社会群体中每个群体成员都有归属感，都希望自己的工作绩效得到公正的评价。要调动警察积极性，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并根据考核结果正确实施奖惩。实践表明，建立明确地让公众和警察都能理解的警务标准，是提高警务质量、加强警监督的前提和保证。为此，制定一套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绩效考核标准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建立一个专门的警务标准机构，负责绩效考核标准的研究制定和发布工作，领导指导各地公安机关绩效考核工作，建立畅通的信息反馈和通报机制。